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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中国法制史知识点：刑事立法
(一)文景时期的刑制改革文帝十三年(前167)，齐国太仓令淳于公因罪被判处肉刑，其小女儿缇萦跟随前往京师，上书文帝指出肉刑和死刑的弊端，并请求为父服刑赎罪，由此引发文帝下诏废除肉刑：改黥刑为髡钳城旦舂，劓刑为笞三百，斩左趾为笞五百，斩右趾为弃市。
这次改革虽然废除了肉刑，具有划时代意义，但也造成变相加重刑罚的后果：一是斩右趾改为死刑，显然由轻变重，扩大了死刑适用范围;二是劓刑和斩左趾改为笞刑，往往使人致死或致残，因而被人视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景帝继位第二年(前156)即下令，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五百为三百。12年后再次下令，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一百，并颁布《箠令》以规范笞刑：箠即笞杖为竹制，长五尺，宽一寸，末端厚半寸，须削平竹节，笞打部位仅限臀部，且不得中途更换行刑人。
(二)刑法适用原则汉朝刑法适用原则有两个变化，
一是官僚贵族特权的法律化;
二是刑事责任制度的儒家化，分别表现为上请制度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上请制度是指一定范围的官僚贵族及其有关亲属违法犯罪，不适用普通的司法审判程序，而由司法机关奏请皇帝予以裁决，一般可以获得减免刑罚等优待特权。两汉时期，适用上请特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下至禄秩六百石左右的官吏及王公、列侯子孙均可享有上请特权。“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一定范围的亲属犯罪，可以相互包庇隐匿，而不追究刑事责任，但谋反之类的危害君主专制统治和国家安全的严重犯罪除外。这项制度源自于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原则。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认为符合“父慈子孝”精神。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将这一儒家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正式确定为刑法适用原则，明确下诏规定：“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从此以后，子女首匿父母，孙子女首匿祖父母，妻子首匿丈夫，一律不追究刑事责任。反之，父母首匿子女，祖父母首匿孙子女，丈夫首匿妻子，如系死刑案件，上请廷尉报经皇帝裁定是否追究首匿责任;死刑以下案件，一律不追究刑事责任。这项原则一直为后世历代法律所沿用，并在唐律中扩充为“同居相为隐”制度。
(三)主要罪名
1.威胁中央集权统治的罪名。阿党附益。阿党是指官员与诸侯王结党营私，知其犯罪而不举奏;
附益是指朝廷大臣与诸侯王私自交结，为其获取不法利益;
一般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左官，即未经朝廷批准，擅自到诸侯国任职。私出国界，即诸侯王不经许可而擅自到封国以外活动或串连，一般处以夺爵或耐为司寇以上的重刑。酎金不如法。皇帝每年举行宗庙祭祀，各诸侯王必须贡纳祭祖所用的黄金和醇酒等费用，称为酎金。其酎金成色或分量不足，即构成酎金不如法罪，一般将被夺爵。
2.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为了及时发现和镇压民间反叛之类的“贼盗”活动，保障君主专制国家的安全和统治阶级利益，汉朝法律强化了地方官的责任追究制度。首先，为了防范危害国家安全和统治秩序的“群盗”罪，汉武帝颁布《沈命法》，严惩缉捕不力的地方官员。对于不能及时发现群盗活动，或发现后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有效缉捕镇压者，自郡守以下有关官员论处死罪。其次，地方官得知反叛之类的“贼盗”活动而不及时纠举镇压，或抓获罪犯而不及时查办者，按见知故纵罪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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