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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3日是所有八所藤校、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绝大多数顶级名校录取学生确认是否入学的截止日期。今年，这些院校录取率均创出历史新低，其中部分院校跌至4%或更低。这些院校可以从数以万计的申请人中随心所欲地挑选新生。
随着所有录取学生正式确认就读院校，本学年的顶尖美本招生基本落下帷幕。如果上述院校无需大量动用候补名单，数以千计的学生势必大失所望，而录取他们的其他院校则喜出望外（被斯坦福拒之门外的学生对排名较低高校或许是梦寐以求的生源）。这些学生究竟花落谁家可能还有待多方博弈的结果。
1990年，共有1，608名新生来哈佛大学报到入学，而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也只有1，632，几乎毫无变化。在此期间，常春藤盟校的招生规模近上升18%，不过该升幅主要来自康奈尔大学（招生规模翻一番）；除此之外的7所藤校（被宾大、耶鲁、哈佛、普林斯顿、达特茅斯、布朗和哥伦比亚）的增长幅度不足10%。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是，同期全美应届高中生数量的增幅达到26%。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处于金字塔尖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本科招生数量多年以来一直处于低位。
今年，一些高校招生专家和教育领域学者挺身而出，呼吁美国顶级院校，通过扩充校园规模或创新教学模式招收更多学生。
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柯普（DavidL.Kirp）今年四月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目前顶级院校的招生现状异常不公。
他写道，“2017年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全美包括五所藤校（达特茅斯学院，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布朗大学）在内的38所大学，家庭收入T高居前1％的学生人数超过垫底60％的总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些财大气粗的年轻人就读藤校的可能性为出身贫寒同龄人的77倍。”
美国38所高校中，家庭收入高居1％的学生人数超过垫底60％总和
柯普列举了公立高校对此现象的回应（在他看来这种回应恰如其分）。他写道，“大多数需求远超供应的高校当机立断地扩张规模。包括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内的部分公立院校正在如此行动。去年秋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各个校区以及在线项目共招收了128，0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规模扩大和更为平等（自2002年以来，出身低收入家庭的本科生人数飙升近三倍）的同时，亚利桑那州立还变得更加出色——该校获得学士学位的本科生比例升至69%，远超全美平均水平。”
柯普的解决方案如同其文章标题那样一目了然：“为什么斯坦福应该自我克隆”！
他指出，“推陈出新的设想：顶尖私立大学，例如普林斯顿或耶鲁（或许还包括精英文理学院例如威廉姆斯和阿默斯特）应创建一个新校园。由于最聪明和最的学生对这些院校趋之若鹜，扩充校园规模并不代表学术标准的降低。任何一位履历光鲜的教授都会争先恐后地前来任教，而顶级高校的落户对任何一个城市均属千载难逢的机遇。”
柯普并非认为顶级大学需要改变现状的学者。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普及关爱（TheMakingCaringCommon）”项目组上周发布一份报告，同样呼吁所有目前录取率低于50%的高校进行改革。
哈佛教育学院“普及关外”项目
“目前的现状：作为通往一系列广泛领域领导层和权力的入口门户，选拔性高等院校事实上可以培养数量和多样化程度远超如今水平的学生。其原因在于这些院校具备提供高质量在线课程的资源，它们有望创造令人振奋且治学严谨的学术途径来获得学士学位，不仅是单纯的网络课程，而且还有在线教育并结合校园面授、田野经历、实习项目和全新类型社区等全方位教学模式，从而接纳、吸引并惠及更为广泛的学生群体。在打造这些通道时，选拔性高校能够维系甚至加强其对于通识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承诺。与其以更低录取率（令人不安的是，这其实意味着招收更少数量的学生）凸显江湖地位，让这些院校引以为豪的应该是一个更为公正和更加民主的衡量标准——培养了多少出色的学生。”
该报告表示：“打造这些路径不应该以损失收入为代价。选拔性高等院校减低的学费可以通过招生规模予以弥补，甚至提升总体收入。很多选拔性院校面临千载难逢的良机来提供更多令人振奋的教育选项，行动起来，做正确的事情、与此同时还能够提升收入和增进民主。”
其他批评者更为关注名列前茅的顶级高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招生副教务长博肯斯塔德（JonBoeckenstedt）在上月发布的一则博客中矛头直指那些“拒人千里院校（HighlyRejectiveColleges）”。
拒人门外（录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