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儒学独尊与读经做官教育模式的形成
一、“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
（一）背景
1.经济
汉武帝时期，汉朝经过了长期的休养生息，经济上得到恢复与发展；
2.政治
出现了安定局面
3.思想
各家并存，思想混乱，无为而治已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
（二）内容
1.“推明孔氏，罢黜百家”
这是文教政策的总纲领。
2.兴太学以养士
这是落实独尊儒术的教育政策的重要步骤。
3.重视选举，选贤任能
具体措施：立五经博士，开设太学，确立察举制。
（三）影响
1.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汉之后各个朝代重教兴学。
2促成了教育的政治伦理化。
3.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实现了私学的统一、教育的儒学化。
4.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二、封建国家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
（一）官学
1.太学
（1）简介：汉武帝下令为五经博士设弟子，标志着太学正式成立，也标志着以经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2）特点：①教师与学生：太学的教师是博士，太学的学生称为“博士弟子”“诸生”“太学生”等；②培养目标：“经明行修”的官吏，对官吏才能和道德的要求，即必须通晓一种或两种经书，并具备“三纲五常”的德行；③教学内容：五经《诗》《书》《礼》《易》《春秋》；④教学形式：最初采用个别教学，后来随着人数增多，出现了“大都授”的集体上课形式，或次第相传的教学形式；⑤考试制度：采用“设科射策”的形式。
（3）评价
①积极方面：第一，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规制、史实详尽可查的学校，存在时间最长；第二，强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始于汉代的太学
②消极方面：束缚了教育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发展。
2.郡国学
（1）简介：汉代朝廷设立的地方官学，始创于汉景帝时期，汉武帝下令各郡国普遍设立学校。东汉时郡国学盛极一时。
（2）办学目的：①培养本郡的属吏，同时向朝廷推荐优秀学生；②通过学校定期举行的“乡饮酒”“乡射”等传统的行礼活动，向社会推行普遍的道德教化。
（3）意义：①培养了优秀官吏；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道德教化。
3.鸿都门学
（1）简介：东汉灵帝在洛阳设立的官学，因校址在洛阳的鸿都门而得名
（2）性质：①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②东汉宦官集团为了与太学生支持的官僚集团作斗争。
（3）内容：诗词、赋、小说、书画。
（4）意义：①内容上，打破了儒家独尊的教育传统，以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诗、赋、书画作为教育内容，这是教育史上一大进步，促进学校多样化；②鸿都门学作为一种新的办学形式，为后代专门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③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
（二）私学
1.书馆
书馆又称书舍，前期主要从事识字和书法教育，后期则开始接触儒学基础内容。书舍教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进行识字教育，也传授一些数学常识；第二阶段继续进行读写训练，但重心开始转到注重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上。书馆里实行个别教学，重视口授和背诵。大部分人从书馆结业后从事农工商活动，少部分可进入地方官学，乃至太学或经馆从事专经学习。
2.经馆
经馆又称精舍或精庐等，是较书馆高一级的私学，实际是一些著名学者聚徒讲学的场所，其中程度较高的可与太学相比。私学中最常采用的教育方法是次相传授。汉朝的经馆实际上是后代书院的历史渊源。
三、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实践：《对贤良策》与三大文教政策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兴太学以养士”
3.“重视选举，任贤使能”
（二）论人性与教育作用
1.论人性
（1）董仲舒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
人性中有“仁气“和”贪气“，仁气指人性中有利于促进发展封建社会道德的先天因素，是主导方面；贪气指导致与封建社会道德相抵触的先天因素，是从属的方面，它们是人性中的对立物。
（2）将人性与善区别开来
善指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人性与善的关系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性是善的可能性和内在工具，善是性在教育条件下可能转化成的一种结果。而善的成分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
（3）人性分三等
董仲舒吸收先秦至汉初普遍流行的人性差异论，明确将人性划分成三种不同的等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圣人之性“。
①“圣人之性”：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
②“斗筲之性”：无“善质”的，生来就是“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
③“中民之性”：万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绝大多数人都是具有“中民之性”的中民。
评价：他的人性概念的内涵建立在普遍的、占有绝大多数“中民之性”的基础上。教育对中民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们是教育的主要对象。
（三）论道德教育
1.德教是立政之本
主张教化与刑罚并用，强调道德教化为主为本，刑罚为末为辅。
2.道德教育内容——“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理论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其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三纲”相配合的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五常“则是与个体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实践等心理、行为能力相关的道德观念。
3.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1）确定重义轻利的人生理想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董仲舒对这一原则的总概括。“利”满足人肉体上的需求，“义”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还认为个体的行为动机比行为效果更有道德价值。
（2）“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仁”是建立在对人的生命珍惜和热爱的基础上的，体现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权利的尊重。“义”是为封建国家的利益而确立的准则，凸显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他要求人们从尊重他人的价值与权力出发，以“仁者爱人”的情怀去爱护、关心他人，宽以容众，这实际是对先秦儒家强调主体道德自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3）“必仁且智”
提出重视教育而又必须德智相辅，通过智育进行德育的方法。此外，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要统一起来。
（4）“强勉行道”
强调品行的积累，努力地进行道德修养，德性就能日益显著，取得良好的成效。
四、王充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一）对谶纬神学的批判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代表作是《论衡》，与儒家神学明显对立的论点有：
1.天道自然
2.万物自生，万物一元
3.人死神灭
（二）教育作用与培养目标
1.王充把人性分为三种
一是生来就善的人，是中人以上的人；二是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三是无善无恶或善恶相混的人，是中人。
2.教育与人性的改良
决定人性的因素有三个：正性、随性、遭性
（1）“正者，禀五常之性也。””五常“是社会人应具备的五种道德品质。王充把禀有“五常之性”作为人类区别其他物种的标志。这里的“五常之性”不是指“五常”，而是指“五常之气”。
（2）“随者，随父母之性也。”五常之气，人皆有之，但是每个具体的人体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是受父母影响的结果，属人性的祖先遗传方面。
（3）“遭者，遭得恶物象之故也。”母亲怀孕期间，母体内、外界环境的变化也可以改变五常之气的比例，甚至使其中的某个方面残缺不全。
3.论教育对改造社会的作用
王充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教育在发挥社会作用时表现出的是隐效性和间接性，教育是那些直接产生社会效益的事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4.培养“文人”和“鸿儒”的教育目标
王充将知识分子分为五个级别：“文吏、儒生、通人、文人、鸿儒”，“鸿儒”是理想的培养目标。
①“文吏”：受过识字教育，但“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这些人不入仕，和一般的俗人没有区别，启用这种人不利于国家实行德治的政策。
②“儒生”：他们能够精通儒家经书中的一种，“能说一经”，“旦夕讲授章句”。虽以教学为职责，但知识面极其狭窄，既不博古，也不通今。这种人虽然不坏，但不能令人满意。
③“通人”：虽能博览古今，但不能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缺乏理论思维能力。
④“文人”：知识渊博，融会贯通，将书本知识与实际政治相结合，并加以评论和提出自己的建议，是称职的行政人才。
⑤“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是不可多得的理论学术人才。
（三）论教学
1.学知与闻见
王充认为知识是在学习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才有的。知识来源于闻见，耳闻目染的直接认识是知识的基础，还需要理性思考的加工，将感性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2.思考与求是、效验与有证
经验和知识是形成个体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第一性因素。要使经验知识转化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则少不了理性的思考。另外，王充认为分辨知识真伪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坚持“效验”“有证”的原则，要使理论成立，不仅要有雄辩的推理，更要有事实的根据，有实践的检验。
3.“问难”与“距师”
王充认为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必须打破唯师是从、唯书是从的心理，打破崇拜古人、崇拜权威的心理。首先要敢于“问难”，即质疑，提问者是经过个人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敢于否定和批判权威。同时还要敢于“距师”，即与老师保持距离，不能完全附和老师，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四）评价
王充的教育思想以鲜明的批判精神为特征，尤其是他“不避上圣”的风格具有强烈的学术民主精神。在章句和谶纬神学弥漫整个社会的时候，他敢于突破传统，批判权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